展览“橙子vs他们”呈现了乌里·阿兰（Uri Alan）于最近几个月创作的一系列纸上作品。从油画棒、石墨、彩铅到新闻纸，艺术家使用了多种不同的材料，创作了一系列复杂的图景。直观的记号、人形与类人形的形态，以及手写的符号似乎在回应现成的意象碎片，暗示着更广泛的叙事势能。这些绘画是艺术家在工作室里的日常实践，其交织的元素创造了神秘又俏皮的张力与各人物间的交流，在一纸画页里舒展出新的乾坤。这些作品相继引发了其他艺术家以写作的方式给予合作性的回应，包括与展览共同呈现的，由梅森·利弗·叶普（Mason Leaver-Yap）所撰写的文字。
等待1990
接待员微笑着，在前台俯过身。她递给我一本空白的填色书和一把钢笔与铅笔。我可以在那里等。封面的白纸上印有粗实的线条，描绘的是我当下所处的那个候诊室的示意图。一张孩子的普通图像被插入到前台旁。孩子和办公桌与一旁一个有着完美圆形的卡通水滴相比，显得尤为矮小。水滴睁着大眼睛向下注视着孩子，咧开嘴笑。它有两只胳膊和两条腿，穿着鞋，以对话泡泡的形式，说了些于我看来是友好的话。在下一页，水滴用戴着手套的手向画框外的其他房间做手势，邀请孩子导览。我松开拳头，审视着我的颜色选择。我先拿起那支红色钢笔，可它的墨已用尽，空留尖厉的吱吱声和粉色的污迹。我便用绿色铅笔给这颗饱满的水滴填上了色。
有一种小众的怪癖，被称之为“vore”（译者注：“vore”为“vorarephilia”的简写，意为“吞食性爱好”，爱好者借由想像吞食他人、生物，或被吞食，或是当第三者观赏，以达到生理性刺激的效果）。要被算作“vore”，事物或图像必须吞食自身同类。Vore主要被认为是一种性癖，但它并不总表现为粗鄙的同类相食。事实上，它在日常生活中相当常见：屠夫们用猪大口吞食香肠卷的滑稽图像来装饰他们的货车；冰淇淋店用一个大冰淇淋球舔食一个迷你冰淇淋球的雕像装饰其部分的人行道；卡通汉堡凭借其圆包形的大嘴，通常已经就着西红柿和生菜，咀嚼吞咽牛肉肉饼了。耶稣和他的门徒之后，印有笑脸图案的摇头丸与其消费者可能是vore文化最主流的人类象征：吃掉你想要的快乐。
部分出于消遣，部分出于教育，这本书是缓解恐慌的一种吞食性的（Vore-ish）尝试——缓解对血液的恐慌，对针头的恐慌，对艾滋病和肝炎的恐慌，对死亡的恐慌。它试图吸引人们的注意，并借此让人适应书中血液的叙事。给这本书填色所需的时间，亦允许其他实际发生的事在这里少干扰地发生：一位成年人捐赠一品脱血液所需的时间，一位护士操作输液所需的时间，面试一位输血候选人所需的时间。
除了小孩和大水滴，这本填色书的后几页里还出现了其他人物。一个红血球细胞给我余下的颜色选择带来了挑战，绿色铅笔已被使用，于是它成了紫色。白血球细胞本应为无趣的空白，但我还是用橙色荧光笔给它填色。接待员给我的一些华丽的一次性笔上，带有我在这附近见过的品牌标识：葛兰素、辉瑞、拜耳、阿斯特拉，这些公司都与水滴的故事有关。但在测试每一支笔后，我发现它们原子笔的墨水颜色非黑即蓝。在看到一块血小板后，我把书扔到一边，问接待员能不能给我一块病人饼干。
– 梅森·利弗·叶普
乌里·阿兰 （b.1977年，耶路撒冷）生活和工作在纽约。他于2004年在耶路撒冷Bezalel学院学习设计，并于200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视觉艺术硕士学位。他已在在国际上多次展出过作品，个展包括：“如此这般的房客”，赛迪HQ画廊，伦敦（2019）；“乌里·阿兰：早期标记的时代“，由莫里茨·韦塞勒（Moritz Wesseler）策展，作为2017年维也纳策划项目的一部分，Christine König画廊，维也纳；“关于痛苦的两件事”，赛迪HQ画廊，伦敦（2016）；“老鼠”，Koelnischer Kunstverein，科隆（2016）；“水坑，窥视孔”，米兰（2014）；“五分钟前”，南伦敦画廊，伦敦（2013）；“以及这里，这里，和这里”，苏黎世美术馆，苏黎世（2013）。最近的群展包括：“从现在开始的100幅画”，纽约绘画中心，纽约（2020）；“注释的读者”，水果市场画廊，爱丁堡（2019，正在巡回中）；“平台：委任作品与收藏品”，沃克艺术中心，明尼阿波利斯（2019）；“99美分或更少”，底特律当代艺术博物馆，底特律（2017）;“问墙本身”，沃克艺术中心，明尼阿波里斯（2016）；“带我走（我是你的）”，犹太博物馆，纽约（2016）; “沃尔特·本杰明：流亡档案”，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以色列（2016）;“做吧”，多个国际场馆（2013-15）；2014年利物浦双年展；2014年惠特尼双年展，惠特尼美术馆，纽约；“百科殿堂”，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威尼斯（2013）。